今年5月，发改委在部署2013年改革重点工作时提出，深入推进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排污权、碳排放交易市场。然而，近日有媒体从北京、浙江、江苏、四川、重庆等地了解到，由于环境违法成本低，试点企业无压力参与排污权交易，而试点地区相关部门试图靠“拉郎配”生造市场，致使多家市级排污权交易所出现“零成交”，面临摘牌风险。

政策不到位，交易所空有一个平台

“截至2012年底，京津沪三大环境交易所都没有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指标。”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介绍。而大多数地级市交易量很小，市场潜力不大。

早在2011年，四川省政府就同意成都市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成都环境交易所于2011年6月成立。然而，从成立至今，成都环境交易所没有开展一笔排污权交易。

四川省环保厅副巡视员张金汉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排污权交易试点前期基础工作较复杂，政府指导价确定时间较晚，“全国各地排污权交易指导价标准差异较大，省市两级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不同意见多次交锋，协调会开了不下10次，用时近1年。”

等排污权交易价格出台，成都环境交易所已面临摘牌的命运，根据四川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通知，成都环境交易所已进入“被整合”的程序。

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研究员杜受祜认为，“零交易”与一些官员的理念有直接关系。一些官员担心排污权交易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招商引资，从而主观上缺少积极性的因素。

有知情人士透露，研究之初，针对“西部城市有没有必要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内部曾进行激烈的争论，焦点就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排污控制的矛盾上。

监管不到位，企业有漏洞可寻

市场人士和环保专家普遍认为，环保监管不力是排污权交易市场低迷的主因。一位环保系统人士说，实际排放测量得不到有效审核，企业就可能低报排放量。北京环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则警告说，如果政策无法有效实施或存在较多的寻租空间和漏洞，这会使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的动力大打折扣。

以河南为例。早在2004年3月上旬，河南省环保厅就宣布，河南开始进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和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制度试点，力图探索出一条遏制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的路子。4年过后，没有一起交易发生。

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当时河南排污权交易遇冷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检测体系的不完善是主要原因。

我国推行的技术监测手段为在线自动监测网(CEMS系统)，但这种检测手段在河南的普及2006年才实现阶段性完成，此前对企业的排放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检测方法。河南当时发布的排污交易制度是建立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但是，没有成熟的检测设备，总量控制制度就难以推行，而没有总量控制，就根本谈不上排污权交易。

由于相关法规不健全，在排污配额分配环节，企业可能会跟政府“协商定价”和“讨价还价”。专家普遍呼吁扭转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局面，强化执法监督，使企业违法违规所付出的代价高于交易作假、超总量排放所获得的利益。

山东潍坊市2010年底开展了排污权交易工作，但几年过去，排污权交易仅有2笔。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广起表示，只有企业节省下来的排污指标价格超过其在排污上的治理成本时，市场交易才会频繁。要想做到这一点，对排污总量的控制一定要紧。

市场化不够，拍脑袋定价格

有媒体在调研中发现，在大部分试点地区，无论是确定交易价格还是平抑市场波动，无论是撮合买卖双方还是担任交易主体，地方环保部门及其下属机构都在“生造市场”。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相关专家透露，该机构是重庆市环保局指导下的一个“小众”市场：一是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受相关政策限制，一般人没有资格投资于排污权交易市场;二是市场还没有完全流动，甚至比低流动性的国债市场还差。

“这不是金融市场，这是一个粗放的集市，甚至连集市都不如，因为根本就没有价格发现机制。”美国“排污权交易之父”理查德·桑德尔的合作伙伴黄杰夫表示，美国通过拍卖模式产生排污配额在一级市场的初始价格，而在中国，环保、物价等部门一拍脑袋就把价格给定了。

有专家认为，全国各地的排污权交易市场还停留在环保部门与企业进行交易的一级市场阶段。有环保系统人士也承认，“拉郎配”做几个示范是可以的，但很难真正市场化。